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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2:政府裁员会否再现?——99年地方政府裁员的前尘往事

【2020-05-09】

百事2【Q:151996】:凭栏欲言人所共知,现代商业社会效率比农业社会效率高得多,原因就在于分工和交易。

分工让劳动专业化,交易则为劳动专业化背景下个人获得生活所需提供了手段,没有交易就没有分工。

但交易是获取生活物资较为费力的手段,更为容易的手段还有坑蒙拐骗抢等,这些因素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摧毁分工、摧毁效率、摧毁市场化。

市场化作为效率之源不会凭空出现,它需要道德和法律的完善,它需要契约精神的支撑,它需要产权明晰的呵护。没有法律,强盗盛行;没有契约,骗子满地;没有产权,财富何用?以上因素可以遏制坑蒙拐骗抢等伤害市场化的恶劣行为,让市场化健康发展,提升效率。

而市场化一旦出现,它就提高了个人独立性,即提高了个人自由。

人的需求无非是生活需求和安全需求。

1) 安全需求。解决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是市场化的重要前提,中国传统人身和财产安全是以血缘关系(儒教)形成的宗族自治、以人情人伦作为解决安全问题的手段,其保护并不充分,对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多有侵犯。而商业社会的道德和法制,尤其是法制,可以对个人安全和财产提供较为充分(不存在完美)的保护。商业社会的形成让个体对宗族自治的依赖度下降,商业社会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亲情淡化,但商业社会多数安全问题的解决都可以诉诸于法律,而不再依赖于人情,提高了个人独立性。需要注意的是法律并非完美无瑕,他需要舆论监督,没有监督,腐败盛行,自然也没有了契约精神,何谈效率!

2) 生活需求。无非是吃穿住行用,个人可以从市场分工中获得货币回报,又以货币购入工作和生活所需,不必再依赖于宗族合作的生产模式,个体独立性大为增强,个人自由程度大为提高。

个人自由和市场竞争又激发个体创造性,反馈给生产效率。

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只是表象,经济周期拉动更是爬的有多高就会摔得有多惨,只有经济的内在效率提升才是经济增长之根本,内在效率的提升源自道德、法律、产权、自由和舆论监督。

表面上,199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腾飞源于三驾马车拉动,源自房地产周期启动,实质上是道德、法律、产权、自由和舆论监督全方位增强。彼时,《焦点访谈》等多档节目纷纷开始曝光负能量,崔永元、陈扬等名嘴众多,国企破产腾出自由竞争市场,从公有制向尊重私权加快推进。

百事2:政府裁员会否再现?——99年地方政府裁员的前尘往事

01

90年代往事

朱镕基是这段时间中国经济的操盘手,其刚硬的风格当时被海外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朱镕基生平比较坎坷,父亲在其未出生时已去世,12岁母亲去世,没有兄弟姐妹,30岁被打为右派,一直被整到50岁(1978年),50岁之后才发迹。

1988年,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朱镕基(任上海市长)简单做了下自我介绍,以下为发言原文:

“1928年10月出生于长沙,中学都是在湖南省念的,1947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同年在上海考取清华大学,念电机系。入大学后就参加了学生运动,1948年冬天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当时的计划处处长先是柴树藩同志,后是袁宝华同志。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撤销后,我随马洪、安志文等同志到了国家计委,这时是1952年11月。在国家计委一开始是管电,1954年到工业综合局负责综合处工作,之后我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的秘书。后来由于张玺同志患癌症,我同时就兼任了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负责人,直到1957年,赶上了“大鸣大放”、反右派。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里面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了。但是对我的处理还是非常宽的,我想是因为国家计委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都十分了解吧。因此,我被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之后,还继续留在国家计委工作。在开始的一两年,我担任国家计委老干部的业余教员,教数理化,后来恢复我的工作,在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业处工作。我非常感谢国家计委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始终没有把我下放,使我有继续为党工作的机会。“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国家计委农场劳动了五年,这五年对我是极大的教育。尽管我们还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一个集体农场,但终究是在农村,所以对农村的了解、对劳动的体会还是不少的。这五年,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1975年后,我回到了北京,当时我的关系还在国家计委,但被分配到石化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带了一支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到能安装22 万伏的高压线和11万伏的变电站。这一段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对我也是极大的教育,使我有一点基层工作的经验。到1978 年,马洪同志要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不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纠正了错划我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职务。这个时候是袁宝华同志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康世恩同志担任主任,要我回国家经委,因为国家经委实际上是从国家计委分出去的。1982年新的国家经委成立后,我开始担任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造局局长,1983年担任经委副主任,1985年担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一直到今年年初,就到上海来了。这就是我简单的经历。“

80年代末90年代的前期,中国仍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政治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顾虑消失,市场化开始加速,“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但各项市场化改革措施并未同步跟进,银行信贷仍以计划为主,在地方经济竞争的影响下,银行信贷受到地方政府领导极大干预,信贷投放迅猛,南巡讲话一年后,1993年出现通胀加速恶化(注:在金融蓄水池容量不足的条件下,大印钞在一年左右就会转化为通胀),当年CPI超过两位数(注:从88和93年历史来看,CPI超10%后会对中央印钞产生明显制约,2020年一季度CPI在5%左右,尚没有对央行货币政策产生制约)。

随后,中央宏观调控提出十三条措施,比现在的六稳和六保加起来还多。

当时宏观调控要求主要从经济手段发力,尽可能少采取行政措施。其中有些调控的措辞在近30年之后仍然频频出现,简单罗列一下。

1) 要把住基础货币闸门。

2) 坚决制止银行违章拆借。

3) 坚决制止乱投资。

4) 严格控制信贷规模。

5) 准备再次提高存款利率,或者实行保值储蓄。

6) 人民银行要加快改革。

7) 专业银行要保证支付(提出发生挤兑支付困难就撤行长的职)。

8) 改革投融资体制,与专业银行改革结合起来。控制投资规模。

9) 国库券发行任务一定要限期保证完成。不完成的地方不能发股票和债券。提出财政赤字只能通过发债(利用存量资金)解决,不能向银行透支(增加基础货币)。

10) 已确定的发行股票和海外上市计划继续落实。

11) 加强外汇市场管理,稳外汇汇率。

12) 抓紧研究整顿房地产市场的办法和政策。

13) 加强税收征管。把税收上来。

这里着重说一下加强税收监管这一条,财政支出一般比较刚性,不太受经济波动影响,甚至经济形式变差财政支出反而会增加,但财政收入受到经济形势的严重影响,这导致经济下滑期一般都会强化税收征管,多收税。

财政收支缺口要么就发债(利用社会存量资金)、要么就对银行透支(增加基础货币),要么就多收税(或名义减税但强化征管)。

如果这些手段都受到约束,那么就只能压缩刚性的财政支出。

由于1993年已经出现大通胀,财政通过银行透支这种增加基础货币的办法会诱发更大的通胀,这条路被堵死了。

大通胀又导致政府物价补贴增多,1994年12月中央部门差点连工资都发不出去(199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结讲话提及此点),1996年外贸亚洲金融危机风险隐现,外贸萎缩,纺织业全面亏损,又加大了出口退税力度,财政缺口更加严峻,1996年中央财政缺口达到2000亿,最后通过发国库券实现平衡。1998年则通过打击走私将海关税收提高了一倍。

这种情况下,财政甩包袱(压缩刚性财政支出)政策陆续出台,包括国企大下岗和政府大裁员。

百事2:政府裁员会否再现?——99年地方政府裁员的前尘往事

或者可以理解到,并非是谁主导了改革,而是形势倒逼改革,由某个人作为操盘手。

02

99政府裁员,雷大雨小

为了增加税收改善财政状况尤其是中央财政状况,1994年确立了多项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包括:

1) 金融改革,确立央行职责,建立商业性银行,将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交由政策性银行。

2) 外贸改革。

3) 国企改革。猛裁。

4) 政府机构改革。猛裁。

5) 汇率改革,取消双轨制。

6) 分税制改革,取消包税制。

7) 粮食流动体制改革。

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国企改革,推进力度较低的是政府机构改革。非常一致的是这些改革措施都受到了极大的阻力。

百事2:政府裁员会否再现?——99年地方政府裁员的前尘往事

但最终在财政赤字的压力下得以推进,199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认为:“很多同志认为机构臃肿问题,现在像一个脓疮都熟透了,必须把他割掉“。

1999年中央决定推进地方政府机构人员裁减一半。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定裁减人数是指在编人员,编外人员清退范围还要更广一些。

百事2:政府裁员会否再现?——99年地方政府裁员的前尘往事

随着2001年加入世贸后经济情况好转,财政压力大减,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推进渐渐停滞。

后来,人员又回来了。

03

政府裁员会否重来

从内外需求萎靡这个角度来看的话,1998年和2020年相似度极高:

1)1998年出口零增长,2020年出口负增长;

2)1998年受国企大下岗影响,居民失业率企高,居民收入预期受到影响,消费信心下滑,经济上行乏力。2020年居民失业率企高,收入预期受到影响,经济上行乏力,2020年显然困难更多。

3)1998年较为低迷的经济和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难以负担众多公务人员的刚性薪酬支出,显然加速了推进1999年地方政府裁员的决心。2020年财政赤字扩大,而目前并没有政府裁员的相关风声。

但1998年和2020年显然还有较多不同:

1) 投资回报不同。1998年,投资在1993年过热后,经历五年货币收紧,重新形成一定的投资空间,且基础设施建设空白较多。而从2008年开始的大基建到现在为止从未停歇,一浪更比一浪高,经历十几年的大投资之后,2020年投资边际收益下滑严重,投资发力从资金来源到投资回报都存有疑虑。

2) 货币政策空间不同。1998年中国CPI负增长,内部通胀因素对货币政策无制约,1998年中国经济对外交流度尚较低,货币政策上也比较独立,1998年的货币政策内外皆无制约。而2020年中国CPI超5%;中国经济已经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中国货币政策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严重制约(从2019年到2020年,中美十年国债息差已经从60基点扩展到190基点,这就是中国货币政策所受到的外部制约),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受到内外双重制约。

3) 居民负债能力不同。从资金来源看,最终需求无非源自居民收入和居民负债。虽然都面临内需萎缩,但1998年居民无负债,哪怕居民收入较低也可以通过增加居民杠杆率拉动内需,但2020年居民杠杆率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准,却没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提升居民杠杆率拉动内需风险极高。

这都决定了2020的经济和财政赤字问题都要比1998年严峻很多。

此外,从最终需求结构来看,最终需求来源无非就是吃穿住行用。最终需求的一点小小的改变都将被漫长的产业链逐级放大增加库存并反馈给经济增长,这被称为需求的倍数效应。

1) 住的需求。1998年中国房地产周期刚刚萌芽,而2020年城镇居民户均1.5套房子,人均40平米,显然已经过剩。房地产周期是20年,理论上2016年之后中国房地产周期就会步入萧条期,此后很明显中国是以印钱和行政手段诱发金融资产正反馈对抗房地产周期负反馈,形成去抑制器,拉长了房地产周期。但房地产周期处于下行阶段是确认无疑的。

2) 行的需求。汽车需求与房地产周期紧密相关,房地产的财富效应会诱发极强的汽车消费欲望,一个人通过房产赚了500万了,自然就有冲动拿出几十万来买辆车。反过来,当房产处于下行期的时候,汽车需求会下降,需求下降会通过倍数效应放大。2020年一季度,汽车行业利润降幅超过80%,将诱发汽车行业去产能。日产高管此前表示销量目标将再缩减100万辆,这代表日产需要相应关停3-4家汽车装配厂,同时裁撤上千个工作岗位。

3) 用的需求。1998年中国电脑、手机等需求正在爆发,房地产周期大量新房装修又强化了冰箱洗衣机等家电的需求,2020年显然随着房地产周期下行,用的需求也会下降,通过倍数效应刺激相关产业去库存,这显然与1998年房地产周期刚刚启动的状态截然不同。

4) 穿的需求。收入不明确将减少穿衣所费,同样面临去库存,去产能。

5) 吃的需求。吃是最为刚性的需求,不但不受房产周期影响,反而与房地产周期具有反向性。由于房产周期末期房价成本向实体传导会诱发通胀,而粮食却不能少吃,反会被价格上涨诱发存粮行为,存粮行为导致粮食需求扩张,需求扩张的倍数效应诱发上游企业加库存,而粮食产能增加较慢,上游企业加库存将诱发粮食价格加剧上涨,又加剧存粮行为,稍不注意就会形成通胀预期发散失控。中国1994年中国房产崩盘前后伴生粮价上行,1998则没有房地产问题,同时没有出现粮价问题。

从结构上来看,2020年最具有爆发可能的(最容易产生倍数效应的)是食物需求,但这却是最不可能用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选项。

其他选项穿住用行,都面临最终需求下降影响产业链上游去库存,这与1998年加库存周期显著不同,这很明显的将通过倍数效应放大下压经济增速,造成多周期叠加触底。

1998年经济在几年后恢复向好并不是单单的财政发力,也有房地产周期启动的有利因素,也有加入WTO外部需求改善的有利因素,也有居民加杠杆空间极大的有利因素,但更多的却是中国内生性因素在逐步向好,道德、法律、产权、自由和舆论监督,或许内生性因素底子不厚,但都在大步提升。

财政发力仅仅是一把车钥匙,单靠车钥匙是无法将车启动起来的,油加满当然更重要,车况良好才是根。

而2020年中国已经失去了外需拉动的改善可能,也失去了房地产周期的有利因素(已形成拖累因素),更没有了居民加杠杆空间(也是拖累因素),唯有在道德、法律、产权、自由和舆论监督方面大步提高,才能刺激经济活力。

但这种内生性因素的提高并不是一个立竿见影可见效果的工程,这就决定了财政收入会持续的下降,而财政支出却会扩大,财政缺口将愈发严重,恶化程度将远超1998。

这或会倒逼地方政府压缩刚性支出,政府甩包袱行为或重现。

1998年内外需求双萎缩,财政吃紧,1999年政府裁员。

2020年内外需求双萎缩,财政吃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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